第二章环境
四川省和教会
四川省远离中国的沿海城市，除物产丰富外，它似乎是凝固在时间里的一个古老中国的残迹。它远离外国的影响，不像那些具有国际特征的诸如上海、天津甚至北京等城市。长江蜿蜒数千里从四川内陆流到上海，沿途布满不能通航峡谷。直到近年，江船仍依靠人力牵引通过那狭窄的江峡。尽管有了近来江上运输的发展和航空运输的方便，仍不能改变它远离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感觉。
正是这种遥远的感觉，使得人们踏进成都南郊那布满各式建筑物的华西医科大学时，感到十分惊讶。校园很大，占地约数百英亩。花径、树木、还有步行道环绕的荷花池，校园设计激起人们美的遐想。建筑是英式大学建筑和优美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奇妙结合。办公楼有红色的支柱、宽阔的石梯和舒缓的屋檐，是大学建筑美的中心装饰物。她位于能通到校园主要部位的通道的中心位置。很多老建筑的内部已经有毁损，但我们还是能深切地感受到一世纪前传教士们的雄伟意愿。八十年代到成都的交通极其不方便。在四川省内的旅行更是缓慢而沉闷，道路很差，铁路网也不齐全，连接省内城市的航线也很有限。难以想象当年，激发传教士去建立华西传教团的学校、医院和教堂网的想象力和决心。
加拿大联合教会和华西差会
19世纪末，大多数中国的沿海区已经有传教团体占据，他们已在那些易到达的通商港口建立了他们的学校、医院。加拿大较迟进人中国，但发现远在长江深山峡谷那边，在中国西部存在着一个具有潜在影响的广大地区。年，美国美以美会的赫斐秋(VirgilC.Hart)牧师描绘四川是“一个物产丰富的独立王国”。传教士的目的是将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带给四川大众。远离基督教已布及的沿海港口，中国西部几乎就是一个等待传教士开发的尚未开垦的边疆。赫斐秋对于加拿大宗教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充满热情：“想象上帝给我去建立另一教堂的机会，而却是为了加拿大。”随后，教会的声明重复了赫斐秋的关于有机会建立加拿大基督教影响和四川作为发展他们教会的战略中心的重要性的热情。把四川描述为“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最富饶的、最具战略意义的省”。它注定要“对四川邻近的中国其他省份发挥巨大影响，并对基督教在西藏和其他中亚地区的传播发挥影响。”当时的中国正经历深刻的政治变动，传教士相信西方文明在四川的影响会超越其边界。“到四川就是到中国”。
传教士于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西部会议”上，决定在这个省划分传教范围，以避免竞争和重复。后来命名的加拿大卫理公会的卫理教堂在四川腹地划分了两万平方英里的地域。此人口密集的地区是著名的成都平原，四川其他地区多山，但这里有最适宜耕种的土地。这里有岷江、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横贯，有广阔的河运系统，为丰富的天然产品提供运输系统。两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都和重庆。前者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后者是商业中心。除此之外，全省90%的人口分散居住生活在农村地区。
四川有优越的河运系统，但很多集市都为粗劣的、常常是危险的道路相连，完全没有铁路。据赫斐秋在的报道“没有非常集中的财富，这里的最大的城市，在人口和商业上也无法与很多东部和北部的城市相比。但也不像我们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那样贫困。财富分布相对平均……几百万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还有更多的人口从事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小农业。在华西传教士服务区域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农村区域的商业繁荣起来，但仍未达到明显的商业现代化。
在到年间，教会在中国西部建立起十个中心站和八十一个分站。卫理公会的集中政策反映在设置中心站上。每一个站都有到周围上百个集市的通道，而医院和药房。到年，传教士已“接受了向华西千万听众宣讲福音的责任……这相当于加拿大新教徒人数的两倍……”。其范围包括“二十六座县城，超过一千个集市，上万个小乡村”。
每座经仔细挑选的中心站“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心商业城为集市和农村网包围，行政长官设立在县城。在年，这十个城市都设有邮局。成都设有邮局的“地区总部”。
成都、重庆和自流井(自贡)是最大的站，拥有最完美发达的医疗服务。七个较小的站，包括嘉定(乐山)、荣县、仁寿、彭县、沪州、忠州和涪州(现忠县和涪陵)。下面简要介绍这十个中心站，从中可以了解传教士在这里建站的概况。这些概况说明传教士在建站筹划策略时对其地理位置、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人口分布的考虑，受到“占领中国”的传教决定的影响，也点到了影响各传教站建站成功与失败的具体因素。
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城墙围绕，位于肥沃的成都平原的中心。成都平原人口密集，有繁荣的商业城市和小城镇。成都人口在年为50万，还有另外50万居住在其周围地区。是省的行政、文化和教育中心。作为政府官员的训练中心，它的影响扩展到整个四川。成都富有悠久历史和宗教的传说和遗迹，也是四川的商业中心，并与西藏有主要商业和政治联系。
华西教会是在成都的八个新教传教士组之一。传教士将其第一座教堂建在接近成都东门的四圣祠。在跨入20世纪时，此区域相对贫穷，但随着该市商业上的发展，此区也得到发展。传教士的策略是把精力集中于社区内富有而年轻的成员。第二所教堂的设立也选择邻近富有的商人和官员居住的街区中心。医疗工作，起初打算是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提供医疗服务，医院网络。华西协合大学(加拿大英美会是其创始人之一)也位于成都，并因此有力量通过培训四川的精英，发挥对全省的影响。由于教会资源在3、40年代有所减少，故力量主要集中于成都市内中心机构。正是这所大学成为华西传教士在成都工作的遗产，其情况将在第三章中详尽讨论。
重庆
重庆是四川省的商业中心，是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一个繁忙的港口。在年，重庆人口为七十万。除商业上的重要性外，这座城市本身在年国民政府把它作为战时首都前是肮脏而破烂不堪的。国民政府曾试图让城市成为现代化的都市。早期加拿大传教士描绘它是一座“中国最肮脏和最不卫生的城市”。城市北岸是拥挤的中国居住区，数千级阶梯，上下到江边，禁止车辆交通。城市的南岸主要为外国社团所居住：领事、外国商会、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外国教徒(包括华西教会及其商业代办)。
炎热潮湿的夏天，遍布街两侧的阳沟，使得重庆特别不适合外国社团所生活。在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大使馆设置在重庆时、VictorOdlum大使发现，这座城市的环境特别艰苦。在他致渥太华的很多公函中，有一封年的便签，清楚地表明他对这座城市的看法:“一想到吃和饮，我就直想吐。中国贫民区的习惯令人作呕。”
除这座城市的物质条件外，早期传教士还注意到中国居民和外国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EdCunningham博士，后来是华西协合大学的著名教授，年在重庆时写道：“重庆是一个通商港口，这里经常有军舰停泊，这使中国人感到愤怒。这里也有大量外国商人，其中很多人对待中国人很坏，因此也引起他们的愤怒。这是一个国际都市，人们来自中国各地和外国。其中很多人是对现状不满者……省内那种坏气氛也出名了。”尽管有这些问题，在重庆的加拿大教会还是在年接管了医院，并且赢得了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的信任。
自流井
除成都和重庆之外，自流井(今自贡)站位于四川省内的最富饶、人口密集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意思是“自动流出的井”。是这个省的产盐的中心，由“国家盐务管理局”所控制。它是中央和省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
盐务局控制这个区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央政府对盐的垄断始于汉朝(公元前一公元)。自流井是盐业税收的主要来源。年后，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废除了年来自外国的善后大借款，用盐业垄断作为抵押。然后，袁世凯同意由外国人管理盐务税。从到，盐税款收集得如此有效，超过了海关税。随着四川省军方与中央政府为控制四川的斗争，这一体系在年后由省的军方占据。
盐业经济运作结构复杂，有盐产业人，商人享受半官方待遇，同时也是盐业管理官员的协调人。传教士认识到与各界层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些官员的重要性往往反映在盐务税的各种头衔上：盐业监察员、盐业办公室、盐业署和盐业局。
新教传教士不是第一批寻求影响自流井乡绅的人，早在年，罗马天主教教会已经在此设立。年赫斐秋探讨卫理公会教会建站的可能性时，他遇到了来自地方乡绅和官员的激烈反抗。他们怨恨外国人对他们权利的侵犯。直到年镇压义和团之后，卫理公会才得到官方的支持。
嘉定
嘉定(乐山)位于眠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交汇处，是传教士在年建立的第二站，它既是宗教又是商业的中心。朝山进香的人流经过这座城市，经过大佛，去朝拜峨眉山上的圣殿菩萨。由于有此强大的佛教影响的存在，传教士认为嘉定“是我们现存宗教领域内的一颗最难打开的坚果”。相信这大佛对此城的俯视恐吓了很多可能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中国人。除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外，嘉定也是养蚕制丝的中心。作为长江上游航行的终点，它是木材、麝香、草药以及天然白蜡交易的重要商业中心，这些物质都是欧洲市场所需要的。
虽然乡绅们顽固地拒绝出售土地给教会，A.J.Barter，韩培林、谭国梁博士还是在治好当地总判官的疟疾后，成功地把一间老寺庙弄到手，医院。后来在这里工作的梁正伦、A.StewartAllen博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物主把财产出售给外国人的事遭到当地人的咒骂，说所有将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会只生一个女儿。这个预言对所有后来住在此站的医学传教士家庭竟然成真了!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建于医院，现在医院——市医院的一部分。原来的建筑，包括传教士医生的宿舍，在年医学传教士从嘉定撤离后，只做了小的修缮，现仍作病房使用。
荣县
荣县在年是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县城。到年人口增至六十万。它是县府所在地，因此是48个乡镇的行政中心。这个县农产品丰富，并富有河流的天然灌溉系统。又是一个产盐区。而且一些相当进步的乡绅决定发展现代学校体系。
开始时，地方乡绅对抗在他们区域内建立新教教会，因为罗马天主教已有干扰地方事务的前科，坚持为他们的教徒强取的治外法权。故县长坚决反对再有其他教会团体进入。医院治疗鸦片副作用的知名人士出面干预，也不能动摇地方官员的决定。最后，王雨春(W.E.Smith)博士拜访了县长，呈现他的护照，指出英国传教士拥有的条约权利。这是年，恰在镇压义和团之后数年，而且英国军舰的威力极大，故最后同意了王雨春博士的购买建筑教堂所需土地的要求。
教会官员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关系，在几乎半个世纪里，由于各种误解和冲突而令人沮丧。医院的确每年都为成千上万的病人提供了不断发展的医疗服务。该院在年关闭，其设医院使用。一名服务于荣县的华西协合大学第一届医科毕业生，在年镇反中被镇压。
仁寿
仁寿县和荣县一样，并非是对传教士居住有吸引力之地。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兵、匪之患不绝，使得辖区之内交通不安全。然而，仁寿作为农业中心，人口超过一百万，有七十个集市，因此提供了扩大教会影响的机会。
当王雨春(W.E.Smith)博士于年调查此区域时，他为乡绅们显著的热情所迷惑，但他很快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新教会的力量去平衡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对地方事务的过度专横的影响。利用这种机会，华西传教士于年在仁寿建站。
早年的传教士描述这个城市“是一个小而贫穷的简陋的地方。但即使是对一个中国城市而言，却有一份道德上的光辉。”虽然它是一个繁忙的商业城市，却因不在水路上，而从影响四川的其他部分的政治潮流中分隔开来。然而，当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席卷这个国家时，传教士们还是取道长江，登上英国军舰，并被运送到位于上海的外国租界。
当年这种反基督的浪潮减缓后，教会未再安排外国医生到仁寿。在年，在黄思礼(LewisWalmsley)博士领导下，姚守仁(RalphOuterbridge)博士被委派去重建临床工作和加拿大学校，将传教士的孩子们从成都迁到这里居住，在这里日本轰炸的威胁比在成都小。虽然教会继续支持中国医师在传教站的医疗工作，但支持很小，而且传教站保持在传教士医疗工作外围。
彭县
彭县位于成都西北很近的地方，那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人口约一到两百万。年建立传教站是作为‘医院、学校和学院的支脉’来建设的。
和仁寿一样，此站曾在教案发生时撤离。几乎没有外国医生在后回到这里。由于它离成都很近，按传教士的观点，在彭县设置过多的医疗设备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早期医疗工作成功，但医疗工作靠简陋的诊疗所无法发展。
泸州
庐州位于华西教区领域的中心，与其西北的彭县和东北的忠县等距离。作为盐和糖的供应中心，以及作为一个大“道”或者二十五个县范围的中心城市，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它是县和道的行政长官政府所在地，又是各种小工业品生产中心。
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府短时间出现在泸州。此城被称为“川南首府”。此区域内人口约四十万，而庐州本身人口为二十万，是肥沃农业区域的教育中心。
传教站在年开设于一间租用的号称是“恶魔缠绕”的房子里。医院发展很慢，当年医疗工作集中于成都、重庆和自流井后，这里对教会有限的支持也撤销了。
忠州
忠州(今忠县)是一个小而偏僻的为山环抱的宜居城，距重庆东两百英里，它是教会的第一站，这里是传教士经过长江三峡去重庆的必经之地。这里居住着“缙绅、仕绅和普通劳动者。”忠州是县府所在地，也是教育中心。人口约一万人，此区域有七十个商镇。
孔夫子的传统影响很强，也就是说，其科举考试的考场位于“龙脉”上。传说中的“阴府”(鬼城)在邻县(丰都县)，常有无数香客朝拜。
自从年第一批加拿大传教士到达，这个忠州和其城镇就有政治上不稳定的名声。土匪和士兵常常骚扰居民。此外，对外国人的敌意也会偶尔喷发出来。年，在教案频发的高潮中，一位传教士的夫人在街上被杀害。在年外国传教士被疏散后，传教工作终止了三年，且再无外国传教士回来。医院有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的毕业生继续工作，但显然已为地方社团所接管。对外国传教士而言，忠州是一个远离其他传教站的前哨站，一位在那里工作到年才撤离的医学传教士引用一首唐诗，表述一位孤独的外国人在不友好的中国社会里的感受(译者注：这是白居易的诗《自江州至忠州》的一部分诗句)。
今来转深僻，
穷峡巅山下。
五月断行舟，
滟堆正如马。
巴人类猿狖，
矍铄满山野。
敢望见交亲，
喜逢似人者。
涪州
涪州(今涪陵)位于长江及其支流巫江交汇处。是一个重要的运输交汇地。早在19世纪晚期，伦敦教会就在此建立了派出分站。此站于年为加拿大卫理公会所代替。
涪州是位于其西南的盐产区的商业和聚散中心。该城有密集的十万人口的县城。该县有一百三十四个集市，与其邻近的长寿县有四十八个集市。
虽然该县有反洋情绪的历史，医学传教士还是在这里从医院发展到年医院，还建立了护士培训中心。虽然西医已为社会所接受，但医疗工作还是在外国教会控制之下，医院担起责任。当教会在年撤离之后，医院于年政权更替后毁损。
摘要
上面十个初始传教站各自特点的描述，提供了理解早期医学传教士改造华西所作努力的背景。传教士的政策摇摆于将其有限资源分散覆盖到所允许的广大领域，还是集中其努力于成都大都市中心的矛盾中。将有限资源用于大学建筑，导致在成都集中建立医学医务。这就使得更多的以农村定向的原教旨主义者灰心。然而，正是这所医院，能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激烈的政治巨变中生存下来。这所学院在四川城市的中心扎下了根，打下了二十世纪华西医学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基础。
四川的政治
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因拥有富饶的农业、盐业、纺织业和鸦片，以及六千万人口，而成为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战场。传教士也认识到赢取四川的挑战。赫斐秋在年对此区域的观察时，看到这个省作为这个国家战略中心的巨大潜力:“依靠其特有的自然屏障与其他省从自由交往中隔离开来，如同仙境般的土地存在到现在，但电力和蒸汽船的发展将改变这里的一切。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依靠电线将其引向北、东和南方，因此给予它其他省所享有的政策上的特权。而蒸汽船将征服巨大河流的狂野的速度，并带来不可想象的商业上的繁荣昌盛到富裕的中心……它将成为国家的主要交通要道。”
虽然20世纪的四川与年相比，有了更多的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接触，但直到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迫使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它才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赫斐秋的热情得到传教士们的积极响应。他们在半个世纪后，依然看到四川的战略定位对中国未来可能发挥的持久的影响。
中国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反映在四川。早期传教士有附带说明的观察，很好地描述了年前该省的政治气候:“政治上，四川省可分为五个势力范围(那是该省在政治上相对平和时)”。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终止了王朝统治，清政府垮台后余留下权力真空。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后，帝国政府的官僚结构亦严重削弱、混乱而处于崩溃状态，随着政治权力途径变得不清，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冒了出来，那就是军人政治，以对抗中国在帝制时期存在的文职官僚体系。新一代起源于地方的军人，尽其所能控制他所能控制的地方。四川为五大军阀所控制：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刘湘和田颂尧。与中国北方的军阀一样，这些人被描绘为暴虐、残忍、冷酷和无能。
清政府时，四川省在理论上被分为五个“道”。每个道的权力由道台掌管。年后，军阀将省分割为五个地方自治区(防区或卫戍区)。每一军阀有自己精心设置的，有无数小官吏的官僚体系。这些军阀除了收税之外基本上无能力发挥其职能。有些地区已提前收了二十年的税。此体系完全腐败。他们从大众收取税收，但未能提供任何服务。甚至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控制四川后，情况实际上仍维持原来一样。西方观察家在的报告中指出：四川一个县90%的税收用于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仅6.39%的县政收入分配给卫生部门、社会福利、救济、建设、教育和发展项目。地方政府是一个以无效和无能为特征的机构。在20世纪前半叶，基本上不存在社会福利。
由于20世纪20和30年代省的权力机构在不断变化，故无法完全弄清谁在维持中央政治权力。省以下的政府基层单位是县。理论上讲，它应是省政府和所谓地方单位乡和镇之间的联系。乡、镇代表市场和社区，其官员负责征税，以及征兵和劳务征集。年后，国民政府试图发挥对全省更大的控制，通过设置直接的督察机构——区于县和乡、镇政权之间。但不清楚它发挥了什么实质性作用。最低一级政治控制含在保甲系统中。这是在清朝就存在的政权体系。年起，国民政府试图复活此系统，作为最有效的地方控制的手段，保甲是基于把农村居民组织进管理单位的相互负责的体系。开初，设计只登记壮年男性(壮丁)。其目的是为军事和劳力征募。后来保甲担负起了地方自卫和犯罪控制的责任。某些情况下也担负税收。在国民政府时期，保甲也用于监控和镇压共产党人的活动。
试图改造四川社会的传教士面临弄清谁是掌权者的挑战。在这一世纪前半段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内战争的混乱情况下，政府组织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着，传教士需要认识谁是当权者：谁能允许他们去租用或购买土地，对传染病的进行控制，去注册他们的学校，去提供财务支持和向公众表明其身份。传教士要与两组地方精英相互作用：掌权者和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他们掌握的军队，以及富绅。
在地方层次，保甲系统允许警察识别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以及每个家庭的家长。这就有利于提高他们开展公共卫生检查的效力，诸如疫苗接种或霍乱死者的快速掩埋等。虽然这些措施常常是由传教士启动的，但他们不能强迫实施这些措施。杨森将军(省内军阀之一)以他的“浮夸”而闻名。尽管肤浅，却在努力实现他的辖区的现代化。除扩展街道，和试图取消妇女缠脚外，杨森还“禁止在街上养猪”，并命令民众打县警察长，因为他未能执行这一禁令。另一个例子是，在成都看到军事巡逻殴打居民，因为他在家门口倒垃圾。从这些叙述军队行使权利的画面，可以说明其执政的专横、随意和不一贯。除了代表军方政权或中央政府的官员之外，每个城乡都有公认的一组公众领导。此非官方的贵族阶层代表富有的地主、商人或地区内受过教育的人。一位学者把这些人的影响归于“他们具有社会的和个人的威望，而不是……任何特别的委任。”他们不像政府官员，不是千方百计从政府税收里获取官方不义之财的领取者。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群人被称为地方“乡绅……中国贵族的流行称呼”，仅仅是由他们所分享的利益、共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友谊而联在一起的一群人。传教士正是通过这些人(地方商会的成员、富裕的商人、校长、佛教住持)一有价值的接触、交往，进而能医院。
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了确保教会组织的安全和成长，传教士还尽力通过向地方乡绅介绍现代保健系统的概念和医疗保健的普遍的权利，来寻求更广泛的影响和变化。他们鼓医院的公众热情，呼吁地方人士拥有他医院的日程表。在华西协合大学校园以外的传教站难以发现既有政治影响又能分享与传教士同样思想观念的精英。医院董事会交付给具有西方社会、宗教和政治信仰的教会机构、传教士的想法，被剧烈的文化与世界观的冲突所挫败。
传教士在请求这些精英的支持上并非总能取得成功。当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初到成都时，启尔德描述他们如何受到当地士绅的鄙视：“我们遭到鄙视……他们设想，我们必定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内犯了什么罪，因此我们试图逃避其后果，才逃到他们国家的遥远的内陆省来的。”
年，外国人在教案频发的骚乱时、在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年辛亥革命起义以及年“反帝运动”时都被驱除出四川。然而每一次回来，他们在与上层的关系上都能进一步。在年，地方行政官员根据朝廷指示，提供了对返回来的传教士的保护。在年，长江上外国军舰的威胁压制了对传教士的敌对状况，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增加了他们活动的范围。年后，新建立的共和国渴望外国知识和技术。年，在他们第四次被驱除又回来时，国民政府已从南京牢牢控制了这个国家，要求外国人控制的学校忠于中国政府。这进一步促使传教士扩大其关系，把中国精英人士吸收到他们学校董事会内。
从民国政府起，那时教会学校已日愈明显地结合进现代社会。民国政府在其研究现代化技术及管理上，借助于传教士教师去教育现代化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随着这兴趣的增加，迎来了要求的增加，至少要求分享对外国学校的控制。正如国民党人权利的增加一样，权利转移的要求随之而来。但除了某些政治上的紧张因素，民国时期是中西关系的黄金时期。教会大学，包括医院都洋溢着两种文化的交融。
(蓝庭剑译张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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